1919年格林伍德和1926年紐伯爾德，都曾認為事故在人群中并非隨機地分布，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易發生事故。因此，就用某種方法將有事故傾向的工人與其他人區別開來。這種理論的缺點是過分夸大了人的性格特點在事故中的作用，而且不能解釋何以在同等危險暴露情況下，人們受傷害的概率并非都不相等。
1939年，法默和凱姆伯斯又重復提出：一個有事故傾向的人具有較高的事故率，而與工作任務、生活環境和經歷等無關。
1951 年，阿布斯和克利克的研究指出，個別人的事故率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對具有事故傾向的個性類型的量度界限難于測定。廣泛的批評使這一單因素(具有事故傾向的素質論)理論被排出事故致因理論的地位。1971年邵合賽克爾僅主張將這一觀點提供給工種考選的參考，他只著意于多發事故，而絲毫無意涉及人的個性參數。
第二個單因素理論被稱為心理動力理論，它來源于弗羅伊德的個性動力理論，認為受傷害工人的刺激心是事故的原因。這種理論是荒謬的，它也無法證實某個特定的動機會引起某個特定的事故。這里之所以提示一下這個觀點，是因為它與事故傾向論者相反，不認為個別人的品德缺陷是固有的和穩定的，而認為無意識的動機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將此理論推論為，一個人可能屬于具有事故傾向組，通過教育或培訓可以降低其事故率，而不必從工作中將他們排除。
1957年科爾做出了社會—環境模型，這是把個人和工作環境兩因素認作是導致事故傾向的“目標—靈活性—機警”理論。即一個人自己設置的一個可達到的合理目標，并具有選擇、判斷、決定等靈活性，而工作中機警會避免事故。它的基本觀點是，一個有益的工作環境能增進安全。
科爾認為，工人的來自社會和環境的壓力會分散注意力而導致事故。這些“壓力”包括;工作變更、換了領班，婚姻，死亡、生育、分離、疾病，噪聲、照明不良、高溫和過冷以及時間緊迫、上下催促等等。科爾既沒有說明每一個因素與事故發生有何種關系，也沒有給“機警”下一個定義，這種理論只不過能對事故原因增進理解而已。
海因里希的多米諾骨牌模型是闡明傷害五因素的事件鏈的。
這個模型強烈地表現出：傷害總是事故的結果(多米諾模型定義為事故)，事故(意外事件)總是一種不安全行動或一種機械危害的結果，不安全行動和機械危害又是人為失誤的結果，等等。這些絕對比的說明，對于事故致因的全面理解顯然過于簡單化了。
后來又出現了幾種對此模型的修正，以便于讓安全管理人員使用。此模型的吸引力在于它的假設，即只要移去一塊牌，就等于砍斷事故鏈，著眼于中間的牌(不安全行動或機械危險)，因為這個理論對于每塊牌都給出相等的致因能力，對此并無理論上的證明。
1980年海因里希，拜特森又提出了模型的修正，但也都只是羅列一些導致不安全行動或危險的因素，而未確定因素間的關系。
傷亡事故五因素的多米諾模型的主要用途有利于事故調查過程中查明因果關系，也可用于加強安全管理。
以上均列為單因素或少因素事故致因理論。流行病學方法屬于多重因素致因理論。更為完善的系統方法，應當說明人與生產任務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中的心理邏輯過程，并應辨識事故將要發生時的狀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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